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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梦吟（12）
羊城晚报记者 朱绍杰
2016年1月10日，“水墨为上——靳埭强个展”在广州扉艺廊进行展出。展览呈现靳埭强2011至2015年间全新创作阶段的水墨作品。其中既有极致展示艺术家“山水书法”的十二条屏巨幅杰作，亦有大量反映艺术家怡然画动随心的小品佳作。
靳埭强自上世纪70年代开始从事水墨创作，不断探索新，是新水墨运动的活跃。其作品综合吕寿琨、王无邪在抽象水墨实验与设计构成美学方面的策略与探索，将林泉高致的山水图式融入他气度磅礴的“山水书法”之中，开辟了自己独创的将东方传统水墨情趣与设计思维融汇于一体的现代风格。
这次接受羊城晚报记者的采访，靳埭强是以新水墨运动积极的角色出现，述及其师其作。此前，他其实是以“设计之父”的美誉接受过无数次采访。
就算你不是艺术爱好者，也可能每天都看到靳埭强的设计。中国银行的行标，就出自他手。1980年代初，中国银行分行与12家中资银行推行电脑化联营，邀请当时在乃至国际都已累积了声望的靳埭强设计标识。这个标识首先在使用，1986年，被中国银行总行选定为行标。
那时，内地企业文化的概念还未兴盛，靳埭强在设计的时候没有太多企业文化可参考，便从最直接的两点出发：中国银行的“中国”和“银”—于是设计出这个古方孔钱与“中”字结合的造型。看似轻巧，却把中国文化与设计技巧融为一体，实际上，这是中国银行史上第一个银行标志，至今仍被视为典范。
靳氏的设计作品受到高度评价，屡屡被通用邮票、东亚运动会火炬等采用。而与此同时，他的艺术实践却悄悄潜回东方传统水墨，并出入于现代艺术和美学，境界大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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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几何造型来“设计山水”
羊城晚报：你在设计之余从事水墨创作数十年，本次展出的作品均为近作，它们新在何处？
靳埭强：我1969年开始进入水墨领域。最初画画，就立志呈现当代艺术中的当代，受欧美新的影响，用水墨做波普艺术。我的设计当时也受到包豪斯构成主义的影响。当时年轻，认为要走到前卫更重要。但过了几年，我就发现一个人的根很重要，对我来说就是中国文化很重要。于是我在设计上回到了民间艺术寻找元素，而在水墨画中就回归到山水题材。那时候，设计观念影响着我的山水画，里面有几何造型、构成关系，以图借此重组古人的山水情怀，所以我将之称为“设计山水”。
我的老师吕寿琨先生对我影响至深。他在我临摹古画的作品上寄予批语，教育我三个方法：一是向古人学习，即可师古；二是向自然学习，即师自然，在游历写生名山大川中，印证古人为何这样描绘自然；三是求我，师我，一个人的心源即他最终的老师。
羊城晚报：那么您在水墨方面的创作经历了怎样的发展过程呢？
靳埭强：到上世纪80年代，我的画就比较自然了，少了设计框框条条。到上世纪80年代后期，我回到寻求的阶段，明确自己的设计师身份与所长，并使用设计方法中的图形方式，摸索个人独特的风格。我发现，由于我在西洋美学中吸收了三大构成（即平面构成、色彩构成与立体构成，为现代艺术设计基础的重要组成部分），比较熟悉西洋色彩学，所以当时我的山水作品色彩很“设计”。
到了上世纪90年代后期，我熟悉了水墨的墨分五彩，利用水墨中天然具备的浓淡干湿。这样的质感已经十分丰富，表达不需要借助颜色，境界反而更高。于是我的山水越画越抽象。到了新世纪，我的山水或似笔画，似字非字，文字也可以成为素材。
2002年开始，我寻求书法和山水融合。过去我的作品以一字一词一句创作，在这次有两种突破：在小作品中，不用全个字，或许是一个字中的局部，甚至一笔或一划，字已经化为线条和我的山水相互融合；大作品中，甚至用一首诗，而且使用了装置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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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寿琨教我水墨不局限于中国艺术
羊城晚报：刚才提到吕寿琨先生，你是怎样与之结缘，并受其影响的？
靳埭强：我开始决定做画家，就很希望有自己能够反映自己所处的时代，虽然学的是素描、水彩、西洋艺术、设计，但很希望做当代艺术家。后来我看了很多当代艺术展览，都有吕寿琨这个名字。当时他已经推动的当代艺术，他的作品与艺术主张很有感染力。吕先生有深厚的传统根底，又身体力行地致力革新中国水墨。提倡新水墨，他不用国画这个词，这说明水墨只是一种艺术媒材，可以是国际化的，不一定局限在中国艺术中。
他刚好也是我的另一位老师王无邪的老师，王无邪当时刚从国外留学归来，在教设计，我就从他那里入门，也由此推崇当代艺术。我上了吕先生的两个课程：一是水墨基础，用点线面来教授笔墨的抽象表达，但他鼓励学生自己发现道，并不教授自己的程式也不示范自己的作品；二是中国绘画史，呈现中国水墨画源流何处、创新何处，从而思考当代画家如何发展属于自己时代的东西，非常有性。
他对于水墨追求时代的主张非常感染我，于是我就参加了他发起的新水墨运动。1975年他过身了，我没有机会再向老师请教，于是就加入了他生前发起的“一画会”，借此与师兄弟。一画会是1970年代新水墨运动最强劲的力量，我成为了其中非常活跃的一。他对我的影响，不仅仅是画画上，更多是作为一个艺术家，如何保有自己的的性格、追寻自己的面貌上，教育上也受他影响，比如不教技巧，侧重教育观念、画理等等。
羊城晚报：吕先生在对传统艺术的革新方面有哪些主张？
靳埭强：吕寿琨的创新也是一脉相承、有根可循的，中国在近代面对现代化的冲击，很多人到国外留学，带回来了的艺术。比如徐悲鸿带回来了写实主义，但他的作品里一样有融和的特征，仍然守住了传统的笔墨。林风眠带回来了印象主义的。而吕寿琨属于第三位具有代表性的革新画家。他走的是抽象表现主义的道，他在英属殖民地接触更多不同的群体和艺术主张，找到了水墨和抽象主义的共同性，从中利用禅画的形式将之统一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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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水墨运动已过
羊城晚报：你经历的新水墨运动是怎样的？
靳埭强：吕寿琨先生在上世纪60年代已经在实践水墨的抽象创作，并受到国际关注。刚好当时我在跟随他学习，新水墨在的态势很兴盛。虽然时间不长，但几乎成为当代艺术的主流，我们每年都做大型的个展。
当时的内地处于“”时期，因为原因，画家多表达集体主义，比较少发扬当代艺术中注重的个人，存在了一些局限。在这个对比下，产生出一些蓬勃的效应。随着上世纪80年代内地，艺术也出现新格局，不少艺术家自然寻求突破，由此我们看到实验水墨的出现，我认为是刚好承接了的新水墨运动。由此，到了上世纪80年代中，虽然个别艺术家有所发展，但的新水墨运动已经走过了最兴盛的阶段。
羊城晚报：2014年，中文大学曾推出高剑父及吕寿琨的作品展，将岭南画派和新水墨的代表人物并置。你如何评价这两个在水墨革新中具有代表性的流派？
靳埭强：其实二者的是一样的，都看到有清一代水墨画走进低潮，需要突破，都是为中国传统寻求新的生命力。然而西洋画的进入只是引进技艺，并不是的传承。岭南派的革新来自日本，其实东洋当时也是文化的中转站。岭南画派借助外面新的，发展新的艺术流派，但其实他们糅合传统笔墨，对中国传统的传承也很强。吕寿琨的传统功夫在新水墨运动中无人企及，他当然也受到岭南派的影响，但他选择走自己的艺术道，找寻自己创意的主线就是禅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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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银行的古钱标志深入
羊城晚报：当代水墨在2013年特别热，但去年似乎又沉寂了？
靳埭强：我并不觉得是沉寂了。工业以来，文明处于强势，主导全球文化，他们当中并不多人理解中国艺术中的水墨山水以及它的纯艺术追求。因此水墨界艺术潮流中是被低估的，但这不等于水墨比其他艺术要差，虽然它在现代有一个低潮。在近现代获得一隅偏安，才有了水墨运动的探索，当年在的新水墨运动已到关注。随着近些年中国国力的上升，必然文明，进入文艺复兴期，也让人注意到东方艺术。
然而为什么当代水墨在前两年特别火？受到艺术市场的炒作，是一个原因。今天的藏家并不是仅仅是人了，中国人当然欣赏中国的艺术。当下有所回落，是因为泡沫难以的，但泡沫的破灭并不影响水墨越来越受到重视。
羊城晚报：回顾自己的作品，你最满意的是哪一件？它和水墨有关系吗？
靳埭强：坦白地说，我开头使用水墨甚至中国文化的符号，都还是比较表面的，只是一种元素，后来才成思想和生活态度。我成天告诉年轻人，我的一些作品看上去像水墨，其实未必有笔墨在里面，从今天的角度来看，追求水墨比水墨本身更重要。
如果说到商业设计方面，我的作品当时是受欢迎的，比如中国银行，他们都是源自生活的东西。其实我当时想，银行的标志就用古钱的形状，代表银行从事的就是生意，再联想开来，古钱要用红线穿起来，于是就把中国的中字带了进去。来源于生活的设计，自然就让人理解，容易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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