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兵妹妹在机房1957年，他被打成“”……在风云激荡的中国现代史上，他是一位非常重要却长久被“历史”遗忘的人物。他参与了中国的创立、黄埔军校的筹建、民盟的成立等重大活动，
我曾在三年前写过张申府跌宕起伏的人生故事（见2010年11月15日494期经济观察报“一言难尽张申府”）。作为在五四知识群体中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一位历史人物，笔者认为，对他的研究和理解，会加深人们对中国现代史、中国现代知识的理解。特别是他提出的一系列有关新主义文化思想，迄今还值得我们深思和考量。
1925年初，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积极参与者、中国创建者之一的张申府出席在上海召开的“四大”，因在会上讨论党的纲领和国共合作问题时与人争执，自己意见未被采纳而负气。
虽然脱离了，但他仍在思考“文化”问题。1926年，针对胡适《我们对于西洋近代文明的态度》文章中充分肯定“西洋近代文明”的观点，张申府发表了《文明或文化》表示反对。张文最重要之处在于提出：“中国旧有的文明（或文化），诚然许多是应该反对的。西洋近代的文明，也不见得就全不该反对，就已达到了文明的极境，就完全能满足人人的。但反对有两个意思，一为的，一为的。我以为囫囵地或西洋近代文明，与地反对西洋近代文明，其值实在差不多。我以为现代人对于西洋近代文明，宜取一种的相对的反对态度。”
胡适为张申府“五四”时同一营垒的“战友”，仍持“五四”新文化“全盘西化”或“充分的现代化”文化立场，张则已转为马克思主义者，他看待“西洋近代文明”的视角，是从阶级论、的或的视角出发。
或许感到言尤未尽、论说不充分，四个月后，他又撰长文专门论述“文化是什么”。他认为，文化应有下面四个特性：
“第一，应是动的，就是向前的。”因为本身是动的，是向前的，所以文化“一定不同于中国旧来的，静的，停滞的，念旧的，旧文化”。
“第三，的文化必须是的”。因为：“今日所以，乃为的，亦成于。今日的，尤其以工农为主体。文化必当以工农的观点而出发。必是普遍于工农为主体。”值得注意的是，他明确以“”、“阶级”、“”为标准，对鸦片战争以来“东渐”直到五四的“新文化”作出了。因为“西洋近代文化纯粹是有产阶级的文化，建设在资本制度之上，已随资本制度有产阶级，而就沦亡。近来中国还有笼统地欢迎西洋文化的，其实都在不识不知之中，作了帝国主义的宣传队了”。
“第四，文化还是世界的。今日世界是大通的。是无国界的。今日的，尤其合世界成一个整体。未来的文化也必是世界的，非复一国一民族的。”总之，“文化既非中国旧文化，也非近来流传的所谓新文化。可说乃是一种第三文化”。“文化，就是世界直接创造的客观化。更简单以名之，也可就叫作‘民化’。鼓吹这种文化，显扬这种文化，建设这种文化，也可就说是民化运动。由这种文化，使大家贯彻的事实，由这种文化，使大家合于的习惯，使大家晓得在新建设的社会里怎么样子反应，也可就说是民化教育。”
强调了文化的“阶级性”后，不久他又开始注重、强调文化的“民族性”。对“民族性”的强调，与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民族危机更加严重、张申府积极参加“救亡”活动更有直接关系。
1933-1934年，他在《大公报·世界副刊》以“续所思”为总名陆续发表的近160余则思想随笔中，开始思考如何汲取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他说：“哲学有党派性，是不容否认的。哲学有民族性，也是不容否认的。”“中国哲学特色之一不在其以天人合一为归，乃尤在其开始即不把天人强为割裂，因此也不强作人生哲学与论之分”。“仁，易，生，是中国哲学中三个最根本紧要的字，而实是一体的。”“中国哲学用有见于易，识生之要，而仁以行之。”所以，中国现在最需要的中国哲学家“那便应有以发扬此，更要有以履践此。”
肯定“仁”，自然要肯定新文化要的孔子：“在现在还说孔子么？什么孔老二，孔家店，新孔学等等，写来可厌的名字，岂不是已把孔子的都摧毁，都糟蹋净尽？”“但是一个民族，如果没有它可以纪念的东西，则不但不会长久，也必不值得长久存在。”“无论如何，孔子是最可以代表中国的特殊的。那么，为什么不应发其精华，而弃其糟粕？而只乃对于过去的误用，徒作幼稚的？”“复古是不可能的，但是一个民族，如果知道它自己文化上的成就，认识它文化上的代表人物，总可以增加些自信，减少些颓唐奴性。过去帝王既利用孔子以维持其了，那么，今日为什么不可以利用孔子以维持民族的？”
张申府用“阶级论”基本否定了近代文化，又用“民族论”基本肯定了以儒学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然而，如果用“阶级论”分析以儒学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也会得出“封建主义”、“地主阶级”文化因此应当否定的结论。之所以用“民族论”而不用“阶级论”理论框架分析中国传统文化，表明其文化立场已与他参与其中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发生重大位移，实则五四新文化运动是“只乃对于过去的误用，徒作幼稚的”。
正是在1934年，领导人蒋介石发起了的“新生活运动”。新生活运动五四运动中国传统文化，要求重新尊孔读经，以恢复中国传统、提倡礼义为核心作为救国救亡、复兴民族的手段。1934年2月，蒋介石在南昌亲自召开有数万人参加的大会，作了《新生活运动之要义》的，宣布新生活运动开始。在之后不长时间内,蒋相继作了《新生活运动之中心准则》、《新生活的意义和目的》、《再释新生活运动》等多次。仅从文本上看，这些主张与张申府的观点相近之处颇多，但新生活运动却有鲜明的意图、意义，尤其是它首先在“剿共”大本营南昌发动起来，象征更加明确。而这种立场和意图又是张申府反对的。
为此，张申府在1934年秋发表了《尊孔救得了中国吗？》，意在阐明自己重新提倡“尊孔”与新生活运动“尊孔”的区别，此文着实反映了他的矛盾心理与观念。这篇文章开明义即提出救亡是今日中国的两大根本问题之一，不论什么重大社会举措，必须解决救亡。民族危机，重要的一点是“恢复民族自信”、“有益于民族自信心的恢复”。以此为标准，他认为“尊孔”并不完全是为了恢复民族自信心。此时尊孔的动因非常复杂，有七个方面的“动因”：一，为。二，虽然青年的思想左倾，但社会上陈旧思想仍然弥漫，“这两年来且处处更图抬头，尊孔就是这个的一个表示”。三，，是对前两年“孔家店”的一个。四，现在全世界民族主义或国家主义盛行，中国也必然受其影响。“民族主义或国家主义的一点便是抬高本国的东西。这在中国必然地会找到孔子。”五，日本现在也在复古，自明治维新以来，日本对中国影响最大。六，近几年中国思想上失了重心，要找一个思想重心，自然会找孔子。七，他承认：“此外还有一点可说，便是想藉崇孔子以恢复民族的自信。这层动机是最对的，但是谈何容易。”这七个动因，他认为只有最后一个是“最对的”。
然后他指出，现在的尊孔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历史总是前进的，不是倒退的”，解决中国的问题只能用前进的方法，而不能用倒退的方法。“不幸，现在尊孔的种种起因，竟是倒退的多，而前进的少。这种情形之下的尊孔，对于救济中国的危亡，如何会有多大益处？”不过，他又惟恐人们误会自己仍持“反孔”立场，紧接着就解释说：“吾的意思，并不只简单地说，孔子是不该尊的，不值得的。”只是认为：“在现在的情形之下，如果尊孔之不得其法，只有更引起一部分人对于孔子的反感，那便徒无益，而又害之。”在此文中，他倒是用“阶级论”分析“尊孔”：“说中国历来的都由于孔子，都由于尊孔，当然只是谰言。但历来的尊孔并无救于国家的危亡，便令有益，益处也只在阶级，阶级，而于被被者无补，两千年的历史，已是明证。”然而，“阶级论”分析框架并未使他完全否定、甚至仍然基本肯定孔子：“历史上的孔子，究竟是不失其为‘大哉’的”，现在如果尊孔就应提倡、鼓励对孔子思想的研究，在大学特设研究孔子的，“努力阐发他的真正的教义，以洗两千年来的利用；同时也注意他所受时代的，辩明他教义中的是与非，于是更努力实践其是，祛除其非。我相信，这是尊孔的唯一要得的办法。照这样子当然也不能直接解决了中国今日的根本问题，但对于国家社会却必不至于全无补益。”
他的结论是：“若以他为万能，为全对，当然便错。孔子只是中国最大的思想家、教育家、家，若以为而崇祀之，也只有害了他”。“若想恢复之，而不从培养大师阐发其教义上着手，乃突然地因仍故常举行教仪式，便令别无害处，也不免是一种可笑的举动，说得上什么恢复信心，国运？”他提出了自己的“尊孔”主张，虽未明言、却明确、否定了、蒋介石发动新生活运动“尊孔”的意义。
退出后，张申府以教学和翻译著述为生，不仅思考文化问题，而且并未成为一位不问、埋首书斋的学者，仍积极参加活动。
从1930年暑假后至1936年暑假，张申府在教书七年。他在讲授“逻辑与哲学史”，同时又在北大讲授“数理逻辑”，在北师大讲授“现代哲学”。从1933年8月起，他被聘为大学哲学系代主任，另外，应《大公报》总编辑张季鸾之邀，张申府从1932年9月初至1934年底主编该报《世界》副刊，共出88期。
他在教书的七年，也是民族危机日益加深的七年。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日本侵占东三省；1935年日本策动“华北事变”，以“自治”的名义把华北五省变成其殖民地，民族危亡，千钧一发。文化重镇北平，直接受到日本侵略者的，的抗日情绪也更加强烈。大学学生姚克广(依林)、蒋南翔等地下和一些教授都积极地进行抗日救亡活动，一向关心、时局的张申府，在自己教的哲学、逻辑课堂上，也越来越多地讲评。大学成为北平的抗日救亡运动的中心，原因之一是校长梅贻琦先生比较，为爱国活动提供了一些便利条件。1935年秋后，以学生为核心的各校学生成立了“北平学生联合会”。成立后，张申府、孙荪荃、许德珩等与负责人黄敬、、郭桂英等中员保持密切的联系，参与指导的活动。同时，张申府还联合北大、师大、法商学院等学校有共同思想感受的教师成立了一个不公开的“文化劳动者同盟”，组织抗日救亡活动。12月29日，平津各高校爱国师生联合发动了反对“华北自治”的大，此即影响深远的“一二九”运动。
“一二九”的当天,由张申府与负责人、郭桂英和女一中校长孙荪荃组成了队伍的临时指挥部设在西单亚北咖啡馆楼上，随时听取情况汇报，做出。1936年2月29日，张申府与夫人刘清扬因此，后经冯玉祥于5月8日出狱，在狱中度过整70天；8月1日，他被大学解聘。
此后，以救亡为己任的张申府开始考虑、发动一场“文化上的救亡运动”。1937年，以“中国化”为核心的新启蒙运动登上了中国现代思想史的舞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