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见鞭炮声，这与三十年代时大批德国建筑师去美国寻找富饶的建筑土壤的情况是截然相反的。我和我的合伙人Regine Leibinger都是在哈佛GSD接受的美国式教育，并且在其他美国院校如普林斯顿进行教学工作。对于我们来说，。在每个学期我们都会给学生提出一两个问题并让他们用作品来做出解答，而来自不同国家不同文化背景的学生们给出的答案各不相同，这提供了一种分布更广泛的结果谱系，既包含全球化应对又有个人化选择。
其实很多选择是为了而做的。1993年我们刚到的时候，以为这里会是第二个魏玛：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的洗礼，先锋艺术和建筑的涌现，城市重新变得，充满探索和创新的热情。然而事实与我们想象的完全相反，在Hans Stimman的规划下，变成了一个极为保守、不愿接受新的建筑的城市，年轻有为的建筑师若想一展身手，只能去郊区或德国其他城市。你提到的这些建筑师，以及Egon Eiermann、Fehling、Gogol甚至是 Hans Poelzig等第二代建筑师，都为我们提供了有意义的模型，但在更广泛的德国语境中从未提供过生动的案例，因而影响甚微。他们不被大众理解，也没有以性的方式来影响当代德国建筑。
尽管在实践和学术的角度来讲的建筑十分沉闷，但这里便宜的房租和前卫画廊的支持吸引了许多年轻艺术家到来。我们和许多艺术家成为了朋友且进行了合作，可以说我们从他们身上学到的东西比当地建筑论坛要多得多。这个过程帮助我们不断对材料、技术和制造进行思考，探索如何将它们运用到建筑建造中去。
“因为玻璃是透明的所以象征”这种说法是那个时代典型的无聊比喻。玻璃并没有比混凝土或者石头更能代表，后二者也不会更加代表极权主义，这完全取决于你如何使用这些材料。的语境十分复杂，城市内了作为意识形态代表的Albert Speer和被认为是意识形态代表的Benisch的建筑作品，因此我们在涉及到问题时会十分小心谨慎。
我们对于材料的思考更多是在于如何在美学和技术及可持续性等功能之间进行协调。因此，比起可能的象征，我们的思考更着重于材料可以做什么，它们的造价和我们能从中获取多少价值。
问题总是带着的成分，最好把它们永远留在历史之中，不要让它们影响现在的判断。我们很喜欢Richard Serra这样的艺术家，他们会拿出任意一种材料，对其做点什么，把它转变成其他的样子。这对于我们来说是很好的切入点。
本文内容节选自2016年谷德设计网对Frank Barkow的，以上观点属于受访者个人观点，与网站立场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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