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清明节期间，南京市雨花台“功德园”墓地一块墓碑前，一簇簇或菊黄或白色的花束围满了整个墓冢。
墓主人是解放军南京学院博士生导师、学报主编严高鸿。他是该学院“首届名师”和马克思主义哲学、军事思维学科带头人，中国历史唯物主义学会副会长、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学会理事。2010年12月18日，他在博士生论文开题报告会上突发心脏病溘然长逝。
教师的最高荣耀是倒在上
“，昨天下午和今早痛得厉害，明天新闻系4个博士生论文开题，已无法更改，后天能否去八一医院查一下？添麻烦了。严高鸿”，这是严高鸿生前发出的最后一条短信。
在严高鸿去世前的一周时间里，他的身体一直不好，和背部都疼得厉害。在八一医院工作的毕业何进，得知严教授的病情，专门打来电话告诉他，八一医院刚刚引进一台先进仪器，效果很好，协调安排严高鸿12月18日前去检查。可是18日正赶上新闻系博士论文开题报告会，想请严高鸿“把把脉”。
为了参加这次论文开题报告，白天忙于繁重学报工作的严高鸿，那几天连续利用晚上审阅论文。一篇博士论文开题报告就是1.5万多字，4篇论文看一遍下来，再批注上修改意见，需要几十个小时，他天天都要熬到深夜。
18日上午7时45分，严高鸿第一个走进答辩会场。答辩开始后，严高鸿微微侧着身子，一边看墙壁上的投影字幕，一边凝神细听的论文陈述，不时拿起笔来记下自己的意见，并对博士生刘大勇的论文进行长达15分钟的讲评。
10时30分许，严高鸿高昂的头突然低垂下去，呼吸变得异常急促。救护车火速将他送往最近的医院，虽经两个半小时全力抢救，他还是永远离开了他挚爱的岗位。医生在诊断书上写道：心源性猝死。
远离名利，但不远离现实
1979年2月，在南京大学哲学系深造了三年的南京军区岱山守备区宣传科干事严高鸿走进南京学院，成为一名理论教员。他认为，“经过‘’，我们的国家更需要理论的。当一名理论教员，向广大官兵马克思主义真理，这个工作对我来说很有意义，很有价值！”
上世纪80年代初，一场关于哲学基本问题的争论凸显出来。有的认为，哲学基本问题的第一方面是划分唯物主义和主义的标准，而第二方面是划分可知论和不可知论的标准。
虽然，这是一场理论战线的学术之争，但是，精通马克思主义哲学且熟知世界近现代思想史的严高鸿敏锐地意识到，这场争论的实质是捍卫马克思主义哲学性的大问题，自己决不能袖手旁观。于是，他反复研读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有关著作，对当时的一些权威学者解读恩格斯和列宁关于哲学基本问题的论断提出了质疑，并撰写文章，果断提出哲学基本问题的第二方面也是划分唯物主义和主义的标准的论断。
这篇文章很快发表，随后入选了后在召开的“第一次全国辩证唯物主义研讨会”。与会人员中，他虽是最年轻的，却作了20多分钟的大会发言。十几年后，全国辩证唯物主义学会会长赵凤岐先生还在不同场合两次提起他在这次会议上的发言。
“别人有宝剑，我有笔如刀。”严高鸿用笔揭露和。
世纪之交，“”和沉渣泛起，所谓“普世价值”论甚嚣尘上。严高鸿作为《南京学院学报》主编，敏锐地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他决心以学报为阵地，向这股发起进攻。在院党委的支持下，严高鸿指挥的这场战役打响了。
《南京学院学报》在全国学术期刊中率先开设“、反对”专栏。很快，一篇题为《人必须是》的文章作为专栏的第一篇专稿，发表在1999年第4期《南京学院学报》上。文章作者是反对的斗士、中国科学院院士何祚庥。
这组文章发表时，正值中央“”之际。江苏省新闻出版局为此专门通报表扬：“可以展望，这家学报的办刊经验将在学报界产生先导性示范效应，使高校学报成为‘战斗唯物主义的’。”
捧着一颗心来，不带遗憾离去
从战士到博士生导师，31年，严高鸿不断地攀登着新的高峰。院长蒋乾麟这样评价：他是做学问的高峰、育人才的高峰、办的高峰。
1989年8月，我国理论界权威期刊《哲学研究》第四期发表了《论人类社会与自然的关系——兼评传统的地理论》一文。这篇文章的作者就是严高鸿。
文章提出，自然作为构成生产力的重要因素，通过生产力系统参与了对社会发展的决定作用。这一论点的提出，和修正了传统的地理理论的基本观点，促使人们重新审视自然与人类社会的关系，在我国理论界引起强烈反响，文中的观点被一些学者称为“严高鸿命题”。
文章起因于严高鸿的一次社会调查，他发现我国后，打破了“大锅饭”的局面，各行各业的生产积极性空前高涨，可是一个隐忧是对资源的和的。他敏锐地感到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值得深入探究。可是，原有的权威理论强调：地理对人类社会只能起到加速或延缓的作用。这样的轻描淡写，显然与现实的发展不符。
带着对真理的追求，年轻的严高鸿开始大胆探索。长达半年的深入思考后，严高鸿用一周写出了论文。严高鸿通过论证指出，应以人类历史中生成的“自然”概念取代地理学意义上的“地理”概念，重新诠释自然与人类社会的关系。
这一结论对于完整准确地解读唯物史观的原理、充分地提升意识，具有很高的学术和实践价值。
严高鸿就是这样自觉肩负一个党的理论工作者的时代，与党风雨同舟。他常说：“躬逢盛世，就当报效盛世。”
“的师德，是对最生动、最具体、最深远的教育。教员的思想素质和职业水平，直接关系千千万万‘举旗人’的培养，关系国家的前途命运和民族的未来，严高鸿就是南京学院师魂的。”学院委员程建国说。
张琳琳至今完好地保存着严高鸿指导修改的毕业论文手稿。十几万字的博士论文，几乎每一页都写满了密密麻麻的红字批注，连注释他都逐字逐句过目。“这些手稿，不知道又让严老师加了多少个班，熬了多少个日夜啊。”每次捧起严老师指导修改的手稿，小张轻轻抚摸着红色的字迹，都能感受到一种温暖。
“忠诚党的创新理论的模范教员”大连舰艇学院系教授方永刚，是学报的老作者。2000年6月，他撰写的《国家对我进行意识形态渗透的特点及对策》一文寄到学报编辑部，当时方永刚的文章还稍显稚嫩，但严高鸿发现他是个“苗子”。从那以后，两个人就开始了长达8年的倾心交流。方永刚不止一次地说，在党的创新理论的道上，严教授给了他巨大的勇气和信心。
哲人已去，风范。在南京学院，人们总觉得，严高鸿依然在校园的林荫道上漫步，高高瘦瘦的身影清晰可见。
今年清明节期间，南京市雨花台“功德园”墓地一块墓碑前，一簇簇或菊黄或白色的花束围满了整个墓冢。
墓主人是解放军南京学院博士生导师、学报主编严高鸿。他是该学院“首届名师”和马克思主义哲学、军事思维学科带头人，中国历史唯物主义学会副会长、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学会理事。2010年12月18日，他在博士生论文开题报告会上突发心脏病溘然长逝。
教师的最高荣耀是倒在上
“，昨天下午和今早痛得厉害，明天新闻系4个博士生论文开题，已无法更改，后天能否去八一医院查一下？添麻烦了。严高鸿”，这是严高鸿生前发出的最后一条短信。
在严高鸿去世前的一周时间里，他的身体一直不好，和背部都疼得厉害。在八一医院工作的毕业何进，得知严教授的病情，专门打来电话告诉他，八一医院刚刚引进一台先进仪器，效果很好，协调安排严高鸿12月18日前去检查。可是18日正赶上新闻系博士论文开题报告会，想请严高鸿“把把脉”。
为了参加这次论文开题报告，白天忙于繁重学报工作的严高鸿，那几天连续利用晚上审阅论文。一篇博士论文开题报告就是1.5万多字，4篇论文看一遍下来，再批注上修改意见，需要几十个小时，他天天都要熬到深夜。
18日上午7时45分，严高鸿第一个走进答辩会场。答辩开始后，严高鸿微微侧着身子，一边看墙壁上的投影字幕，一边凝神细听的论文陈述，不时拿起笔来记下自己的意见，并对博士生刘大勇的论文进行长达15分钟的讲评。
10时30分许，严高鸿高昂的头突然低垂下去，呼吸变得异常急促。救护车火速将他送往最近的医院，虽经两个半小时全力抢救，他还是永远离开了他挚爱的岗位。医生在诊断书上写道：心源性猝死。
远离名利，但不远离现实
1979年2月，在南京大学哲学系深造了三年的南京军区岱山守备区宣传科干事严高鸿走进南京学院，成为一名理论教员。他认为，“经过‘’，我们的国家更需要理论的。当一名理论教员，向广大官兵马克思主义真理，这个工作对我来说很有意义，很有价值！”
上世纪80年代初，一场关于哲学基本问题的争论凸显出来。有的认为，哲学基本问题的第一方面是划分唯物主义和主义的标准，而第二方面是划分可知论和不可知论的标准。
虽然，这是一场理论战线的学术之争，但是，精通马克思主义哲学且熟知世界近现代思想史的严高鸿敏锐地意识到，这场争论的实质是捍卫马克思主义哲学性的大问题，自己决不能袖手旁观。于是，他反复研读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有关著作，对当时的一些权威学者解读恩格斯和列宁关于哲学基本问题的论断提出了质疑，并撰写文章，果断提出哲学基本问题的第二方面也是划分唯物主义和主义的标准的论断。
这篇文章很快发表，随后入选了后在召开的“第一次全国辩证唯物主义研讨会”。与会人员中，他虽是最年轻的，却作了20多分钟的大会发言。十几年后，全国辩证唯物主义学会会长赵凤岐先生还在不同场合两次提起他在这次会议上的发言。
“别人有宝剑，我有笔如刀。”严高鸿用笔揭露和。
世纪之交，“”和沉渣泛起，所谓“普世价值”论甚嚣尘上。严高鸿作为《南京学院学报》主编，敏锐地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他决心以学报为阵地，向这股发起进攻。在院党委的支持下，严高鸿指挥的这场战役打响了。
《南京学院学报》在全国学术期刊中率先开设“、反对”专栏。很快，一篇题为《人必须是》的文章作为专栏的第一篇专稿，发表在1999年第4期《南京学院学报》上。文章作者是反对的斗士、中国科学院院士何祚庥。
这组文章发表时，正值中央“”之际。江苏省新闻出版局为此专门通报表扬：“可以展望，这家学报的办刊经验将在学报界产生先导性示范效应，使高校学报成为‘战斗唯物主义的’。”
捧着一颗心来，不带遗憾离去
从战士到博士生导师，31年，严高鸿不断地攀登着新的高峰。院长蒋乾麟这样评价：他是做学问的高峰、育人才的高峰、办的高峰。
1989年8月，我国理论界权威期刊《哲学研究》第四期发表了《论人类社会与自然的关系——兼评传统的地理论》一文。这篇文章的作者就是严高鸿。
文章提出，自然作为构成生产力的重要因素，通过生产力系统参与了对社会发展的决定作用。这一论点的提出，和修正了传统的地理理论的基本观点，促使人们重新审视自然与人类社会的关系，在我国理论界引起强烈反响，文中的观点被一些学者称为“严高鸿命题”。
文章起因于严高鸿的一次社会调查，他发现我国后，打破了“大锅饭”的局面，各行各业的生产积极性空前高涨，可是一个隐忧是对资源的和的。他敏锐地感到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值得深入探究。可是，原有的权威理论强调：地理对人类社会只能起到加速或延缓的作用。这样的轻描淡写，显然与现实的发展不符。
带着对真理的追求，年轻的严高鸿开始大胆探索。长达半年的深入思考后，严高鸿用一周写出了论文。严高鸿通过论证指出，应以人类历史中生成的“自然”概念取代地理学意义上的“地理”概念，重新诠释自然与人类社会的关系。
这一结论对于完整准确地解读唯物史观的原理、充分地提升意识，具有很高的学术和实践价值。
严高鸿就是这样自觉肩负一个党的理论工作者的时代，与党风雨同舟。他常说：“躬逢盛世，就当报效盛世。”
“的师德，是对最生动、最具体、最深远的教育。教员的思想素质和职业水平，直接关系千千万万‘举旗人’的培养，关系国家的前途命运和民族的未来，严高鸿就是南京学院师魂的。”学院委员程建国说。
张琳琳至今完好地保存着严高鸿指导修改的毕业论文手稿。十几万字的博士论文，几乎每一页都写满了密密麻麻的红字批注，连注释他都逐字逐句过目。“这些手稿，不知道又让严老师加了多少个班，熬了多少个日夜啊。”每次捧起严老师指导修改的手稿，小张轻轻抚摸着红色的字迹，都能感受到一种温暖。
“忠诚党的创新理论的模范教员”大连舰艇学院系教授方永刚，是学报的老作者。2000年6月，他撰写的《国家对我进行意识形态渗透的特点及对策》一文寄到学报编辑部，当时方永刚的文章还稍显稚嫩，但严高鸿发现他是个“苗子”。从那以后，两个人就开始了长达8年的倾心交流。方永刚不止一次地说，在党的创新理论的道上，严教授给了他巨大的勇气和信心。
哲人已去，风范。在南京学院，人们总觉得，严高鸿依然在校园的林荫道上漫步，高高瘦瘦的身影清晰可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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